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报道
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与发展的，又是何时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有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等前辈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早期探索，民间亦有“上下五千年”的认识。然而，文明起源研究并非考古学或是历史学的独角戏，更牵涉环境、经济、资源、信仰等诸多领域，必须以考古学为基础，展开多学科联合攻关。2004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下简称“探源工程”）正式启动，20多个学科、数十家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历经20年攻坚，“探源工程”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5月2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以《何以中国——探源工程所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为题，在成都理工大学奉献了一场精彩讲座。王巍以二十年亲历解读“探源工程”成果，廓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并着重阐述了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明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讲座现场
何以文明？
我们有自己的“中国方案”
讲座伊始，王巍便点明“探源工程”要解决的两大核心追问：一曰“何以文明”，一曰“何以中国”。所谓“何以文明”，即探索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如何形成的，是否确有五千年历史，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然而，长期以来，国际上对“文明”的定义是以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为参照，提出了“文字、冶金术、城市”三大标准。王巍坦言，如果照搬这套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历史，“因为直到殷墟，我们才见甲骨文。”
大讲堂现场
“探源工程”研究揭示，这套西方标准本身就不够准确。中美洲玛雅文明无冶金术，南美印加文明无文字，诸多原生文明皆不符合“三要素”。王巍指出，“探源工程”据此提出了文明定义与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基于此，“探源工程”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他用一组凝练的数字勾勒出文明历程“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转型，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何以中国？
从多元起源到百川归海，中原引领
那么，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如何形成的，又何以能够形成？这便指向对“何以中国”的探寻。讲座中，王巍借助丰富的考古实物图片与生动例证，为观众呈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走向百川归海、中原引领的壮阔历程。
王巍在大讲堂
他先从仰韶文化中晚期彩陶的扩散说起。距今6500年至5100年间，不同地区出土的彩陶纹饰从鱼纹到花鸟纹的不同变化，清晰映照出中原仰韶文化向周围地区施加的广泛而强烈的影响。“自黄河中游，逐阶段扩张，波及黄河上、下游，长江上中下游，乃至西辽河流域。”王巍特别提及一项最新DNA研究成果：在这些受到中原彩陶文化影响的区域，都有中原人群的迁入。“这表明中原人群确曾向外扩散，恰与古史传说中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与势力扩展相吻合。”
第二个例子，王巍提到了“龙的传人”。龙从哪里来？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距今6000年前后，出现了有确凿证据的“龙”，“龙”的信仰也不断扩散。王巍提到了当年震惊全国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墓主的东西两侧分别有大量蚌壳堆塑出的龙和虎，“在战国时代我们有四神思想，东青龙，西白虎，其实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已经出现萌芽。”
随后，在距今5500前后，龙的形象开始在各地出现。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构成的具有很大相似性的玉礼器，在北起辽西，南到江淮之间出现，标志着各地区的权贵阶层之间在原始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方面共同性的存在，暗示着出现了较大范围文化趋同的过程。
中轴线也是重要例证，今天中国最有标志性的“中轴线”建筑方式，在距今约5300年前就已出现。王巍讲解，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淮阳平粮台古城，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域、偃师商城，都有“中轴线”的布局理念。
距今4300年左右，随着良渚文明衰落，中原地区文明则持续发展，汇聚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其后，在距今3800年前后，夏王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在同时期的各文化区中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向周围地区施以强大的辐射，在多元一体格局中逐渐成为核心，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开始形成。在讲座中，王巍以绿松石铜牌饰、玉礼器、陶器为例，介绍了中原文化如何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
王巍总结，中华文明经历了“扩散—汇聚—辐射”的宏大演进。所谓“扩散”，是指距今六千年前，北起西辽河流域，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区域文化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以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出现的龙信仰、中轴线理念的出现和仰韶文化中晚期花鸟纹彩陶向四周地区扩散为标志，第一次形成中原引领的态势和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雏形，与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及其力量的壮大十分吻合。距今5500到4300期间，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文明化进程呈现出加速的趋势，相继进入古国文明社会，形成“满天星斗”的早期文明格局。
“汇聚”是指距今4300年前，受气候变化等影响，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黄河上游和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出现挫折，而黄河中游地区相继以尧舜禹为盟主的华夏集团广泛吸收周围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力量壮大，开始强势崛起。
“辐射”则有三个阶段：夏王朝建立之后，发明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和玉礼器制度，向周围强力辐射，中原引领的格局开始形成，进入王国文明阶段；商王朝建立后，青铜礼器及其制作技术向周围广泛传播，中原引领的态势进一步加强，出现了一大批既受商王朝影响，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方国，比如古蜀国；西周王朝建立后，通过分封制，设立一批诸侯国，增强了中原王朝对广大地区的控制，礼制完善并在各诸侯国实施，一体化得到强化，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融合，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标志，进入帝国文明阶段，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形成。
何以古蜀？
中华文明的星空中十分璀璨的星
在四川，三星堆、金沙不仅是学术界关心的重点，也是广大民众喜爱的话题。入蜀讲座，王巍也重点解读了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如何形成，以及与中原交流的。
王巍提到，古蜀文化发展序列经历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再到金沙·十二桥文化，它们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星空中十分璀璨的一颗星。
成都理工大学讲座现场
在讲座中，王巍专设一章，以大量的实物图片，向观众展示了出土文物所见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尤其例举了许多三星堆、金沙出土实物照片，比如玉琮、玉璧、玉戈、铜铃、石磬、玉刀、铜戈等，展示了古蜀文明与中原之间的深刻交流。王巍特别提到了青铜尊与罍，它们既继承了中原青铜器的技术，又诞生了独属于古蜀的审美方式。
“我们在三星堆出土了大量很精美、很独特的青铜器，都是熔接组装而成，三星堆人用从商王朝学来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创造性地用于制作表现自身信仰体系的各类青铜器具，这些器具是分别铸造，然后熔接完成的。”王巍认为，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要表达的内容非常多，因此完成了这些如此精美、复杂的青铜器。三星堆也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一个巅峰，这种高超的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也罕见。
王巍同时也提到了三星堆最新的研究成果：古蜀国的青铜原料与殷墟的青铜原料来自同一个产地。不仅如此，在高放射性成因铅上，两地的青铜器也来自同一铅矿。“这至少表明两地有非常密切的往来。”王巍说。
王巍最后总结道，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受到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和以青铜礼器和玉礼器为代表的中原礼制的强烈影响。与此同时，三星堆在信仰方面保持了自身鲜明的特色，并创造性地运用从商王朝学到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制造出表现古蜀国信仰世界的一系列精美青铜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三星堆受到域外文明直接影响的确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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